在城市繁荣发展、活力绽放的同时，宁静正成为一种稀缺品。商家促销的喧嚣、工地施工的嘈杂、汽车加速的轰鸣、邻居装修的敲打……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生态环境投诉举报管理平台接到的投诉举报中，噪声扰民问题占全部生态环境污染投诉举报的59.2%，排在各类环境污染要素的第一位。随着人们对宜居环境的期望越来越高，对嘈杂环境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。加强城市噪声污染治理，已经成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一环。

如何让城市既“能说话”，又“懂沉默”，回归“昼嚣暮谧、市喧巷寂”？当前在城市噪声治理方面有哪些成效、又面临怎样的挑战？

近在咫尺的城市噪声污染

都市生活中的早晨，你是被鸟鸣唤醒、闹铃叫醒，还是被楼下各种音乐、杂音吵醒？家住上海一栋高层住宅的蔡女士表示，她属于后者。

“楼下是个广场，每天早晨6点多就能听到音乐响，晚上8点更热闹，露天KTV、广场舞、交谊舞的音乐轮番播放，这声更比那声高，不仅家里老人睡不好，孩子学习也很受影响。”蔡女士抱怨，不得已只能常年将窗户关上。

2023年底，上海各区多所公园24小时开放，且不少公园拆除围墙与街区无界融合，公共空间更开放了，与噪声的相遇也在所难免。

而在吉林双辽市，家住商超楼上的一位市民遭受了另一种噪声困扰——循环播放的商家广告。由于不堪忍受被反复“磨耳朵”，他将自身遭遇投诉到了当地的“领导留言板”上。记者翻阅了一下，类似的留言还真不少。

事实上，在生态环境部的调查中，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和超市商场等营业场所，构成了两处最典型的社会生活噪声场景，近年来关注度迅速上升。数据显示，在2024年全国噪声投诉中，社会生活类投诉举报占比达71.2%，已经超过传统的建筑施工噪声、交通运输噪声和工业噪声等，是投诉占比最高的噪声类型。

嘈杂的背后，是城市声环境的超负荷加载。

“当前城市声环境的复杂程度远超想象。”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谢辉长期从事城市声环境与健康研究，在多地采集声景时他发现，如今的自然环境中，钢筋水泥碰撞声、车水马龙的喧嚣、人声鼎沸的嘈杂越来越多，“长期暴露于这样的环境中，听者往往会出现注意力下降、烦躁易怒、睡眠质量下降等不良身心反应；对城市发展而言，这不仅削弱了生态系统的韧性，还降低了城市的宜居性和吸引力，甚至可能成为影响人口流入的‘软性门槛’。”

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是加剧声环境矛盾的关键因素。“早期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未充分考虑噪声问题，在功能区分上容易出现居住区与商业区、工业区混合的现象，这种高密度的生活环境进一步拉近了居民与噪声源之间的距离。”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未来人居研究院副教授郭梦笛告诉记者。

“城市交通网络的密集化、建筑施工的常态化和夜间经济的活跃化，也让噪声污染呈进一步扩散态势。”谢辉说。

源头碎片化、时间全天候化、暴露个体化、评价管理滞后化，当下噪声污染的几个显著特点意味着噪声治理具有不小的难度——分贝数不超标但扰民，超标了却“举证难、协调难、执行难”。“多数情况下，噪声投诉缺乏系统性解决方案，只能停留于居民之间的私下交涉。”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蔡荣告诉记者。

“传统的点源控制难以应对当前困境。”谢辉认为，改善城市声环境，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系统管理，“在法治保障、公众参与和多方协作方面形成合力，共同推动城市声环境治理走向科学化、精细化。”

多方协同的“降噪”行动

在江苏常熟，一张深深浅浅的声音热力图显示着城区各处的噪声分贝值，让“看不见、摸不着”的噪声现出了原形。

2023年，生态环境部组织在全国多座城市开展城市噪声地图应用试点，各地通过部署噪声监测设备，利用声纹识别技术，能够精准辨识鸣笛、炸街车、施工等噪声，并自动抓拍上传至噪声污染监管数字化平台，与基层治理体系完成衔接后，即可形成“定位噪声、固定证据、协调处理”的高效处置闭环。在浙江杭州拱墅区，“1分钟派单、5分钟到达、60分钟解决”已经成为城市噪声治理的新机制。

事实上，“噪声地图”只是这场大规模“降噪”行动中的一环。

郭梦笛介绍，早期，我国噪声污染治理侧重于工业噪声查处等专项攻坚，随着2022年噪声污染防治法和2023年“十四五”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出台，政策体系加速完善，目前已经构建起了覆盖声环境功能区划分、自动监测网络建设、工业噪声排污许可管理、噪声地图试点应用等全链条治理框架。治理手段也从传统执法向“立法引领+科技赋能+公众参与”的综合模式升级。“在这个治理框架内，‘宁静小区’作为一项全国性治理实践，逐渐成为化解城市活力与宁静之间矛盾的一条关键路径。”郭梦笛说。

宁静小区建设，旨在守护居民“家门口”的宁静，通过健全社会生活噪声源头预防、行为管理、协调处理机制，建成声环境质量达标、居民满意度较高的示范小区。截至2025年初，全国已累计建成宁静小区2132个。生态环境部起草的《关于推进宁静小区建设的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显示，到2035年，宁静小区将成为居住小区的普遍标准。

声音怎么静下来？各地纷纷出招——

科技加持，让声音有的放矢。在浙江杭州拱墅区，不少小区装上了“定向音响”，将扩音喇叭的传播音域控制在固定区域内，成功实现“舞区有声、区外无声”的效果。不少居民大赞“有了这个神器，‘劲舞团’变‘静舞团’了”，广场舞扰民的“老大难”问题有了解决办法。

重点改造，让噪声控在源头。在甘肃嘉峪关，远东华府小区对电梯、水泵等设备设施进行了一场全面的噪声测试，并针对性开展安装隔振垫、隔声屏等降噪改造；常熟市琴川街道则对餐饮集中区加装吸音棉，并禁止商户使用高音喇叭宣传，一系列小调整让社区居民生活有了大改观。

社会共治，让宁静行稳致远。不少小区形成了街道、物业、商户协同机制，同时充分发挥居民自治效能，在小区内发起宁静守护倡议书，制定噪声管理公约，在出入口设置限速禁鸣标识、静音提示牌等，号召居民共同守护这份宁静。

消除杂音，越来越多城市形成这样的共识：要从“政府单打独斗”转向“社会价值共创”，进入“预防—监测—共治”的全周期管理；将“静音”方法贯穿于基础设施建设、糅合进综合治理系统，实现从源头到终端的全链条降噪。

“宁静小区并非简单的‘降噪项目’，而是一项具备政策引导力、技术集成性与公众获得感的系统性工程。”在谢辉看来，通过制度设计、技术手段、治理机制等多个层面协同推进城市宁静区域建设，不仅是对居民高品质生活环境需求的回应，更是生态文明理念在城市空间落地的具体实践，“声环境在城市健康、安全、生态系统功能中的重要作用正在被重新认识。”

通往“静谧之路”仍有挑战

今年3月，国家标准《住宅项目规范》发布，将隔音性能纳入“好房子”标准，尝试从源头入手，为更宜居的声环境提供一个起点。

此次新规对卧室、起居室之间的分户墙与楼板的空气声隔声性能要求从原来的45分贝提高到50分贝。“通俗理解，就是挨家挨户间的说话声或电视声干扰更小了，这能显著改善夜间休息和日常居住舒适度。”谢辉告诉记者。

源头治理尚且需要以时间换空间，那么在终端补偿方面，是否也有“硬杠杠”保障居民的“宁静权”？

记者了解到，早在2021年，北京256户居民在多方协调近3个月后，领到了北京地铁19号线夜间施工噪声的补偿金。协调主要围绕补偿标准产生的争议，对不同城市而言，哪些项目具备夜间施工许可，如何界定“必要施工”标准，怎样建立量化补偿规则，仍有待探索。

噪声治理的挑战，不仅仅是算好规划管理的经济账，更是一番对治理目标的重新考量。

“城市噪声治理的目标不应仅仅是‘达标’，更应是‘舒适’和‘满意’。”不少专家认为，随着风电等电力设备、新能源汽车、低空飞行器的大规模使用，低频噪声和间歇性扰动声正在成为新型噪声源，这种低沉、持续的嗡鸣声值得关注。

“仅看分贝值，而忽视对声音频谱特征和时间分布的关注，很容易陷入‘达标不达感’的治理困境。”谢辉告诉记者，目前这些低频噪声已经引发不少投诉，却难以用现行标准准确量化。

同时，“降噪”也并不意味着冷清，而是要形成有层次、有节奏的声环境。比如增加水流、鸟鸣、风声等悦耳宜人的声景，可以有效提升声环境的舒适度。因此，改变当前噪声治理的单一评价维度，引入主观感知的评价方法，建立以公众感知为导向的评价体系，成为不少专家的共识。

一个宜居的城市声环境，既靠技术也靠文化，需要政府治理也需要公众参与。噪声治理不仅依赖对噪声监管主体及其职责划分的进一步明确，也需要社区共建与公众参与的进一步加强。在谢辉看来，依靠集体智慧，实现共治共享，才能增强政策执行的针对性与可持续性。“只有在更加系统、全面的治理思维下，人与环境、人与城市之间的和谐共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。”